1个小时读完诗歌，2个通宵写完评论

杨黎：孤独的飞了
——从杨黎新诗集《五个红苹果》说起

时隔八年，杨黎终于出了第二本诗集。
在我看来，2001年那本以“年代诗丛”名义出版的《小杨与马丽》，其实只是对杨黎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诗歌英雄的某种“追认”，而这一次的《五个红苹果》，才是杨黎诗歌理想的真正自我呈现。所以，你不要怪我借用了崔健的歌词作为标题，因为杨黎是唯一的，而不仅仅是某个诗歌流派的领袖，或者文化谱系里的先锋——道理很简单：风格可以被创造，先锋们也可以始终与时俱进，但却终究逃不过沦为诗歌史过客的命运，而杨黎更想要追究的是诗歌的“标准”与“本质”。这样一来，情况才真正开始变得不同，“孤独的飞”，也就只能成为杨黎的宿命。

当然，事情最早并不是这样。至少，在这本《五个红苹果》之前，在遥远的上个世纪80年代，杨黎还只是被当作众多诗歌天才中的一员——用google搜一搜，包括你我都知道的，作为“非非主义第一诗人”，因为《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旅途》、《高处》等诗，因为其拥有的干净形式、客观叙事以及技术上的精彩，而被认为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汉语诗歌语法，以至于远在南京的诗人韩东，在一篇文章的标题中直接称其为诗歌的“无冕之王”；而那首更为著名的《冷风景》，后来则干脆被当作了罗伯特格里耶的中国版本。
但杨黎的野心不止于此。或者说，他需要为自己的诗歌理想发出更可靠、也更具操作性的宣言。所以当他一边捧着自己的诗歌文本，一边从乱七八糟的文化术语中抽出身来，转而向哲学领域寻求素材时，他发现了同为异端的维特根斯坦。然后，“废话”这个名词被发明了。

我们不妨先搞清楚“废话”大概是怎么一回事。这当然是一种从未出现过的诗歌理论（具体见文论《杨黎说：诗》）——在维特根斯坦“语言即世界”的哲学架构下，杨黎前所未有的将诗歌拖下了水，并站在“世界”的另一面，将那本《逻辑哲学论》结尾处的“沉默”一说（凡语言无法说出的，保持沉默）认定为诗歌的起点、终点与本质。简单的讲，他认为诗歌便是超越语义的“废话”，是一堆堆“言之无物”的分行文字，而如果是“言之有物”的，其实也就没必要说了，或者，就像小说、散文甚至博客那样说，而不是诗歌。所以，杨黎的废话理论不仅明确拒绝了“诗言志”的诗歌传统，在狭义的范围内，也不同意“我手写我心”的公理，因为事实上没有心，也没有现实，有的只是语言的心与现实。
当然你可以说，关于语义的取消，没有什么了不起，比如在电脑键盘上噼里啪啦地打出一堆乱码。而杨黎在理论表述的逻辑上澄清了这样的误读。所谓“废话”，它的操作指向并非语言内部的混乱与变异，也与拼贴、潜意识、超现实等等形式主义实验无关，而仅仅是针对语言自身做出减法，比如，剔除掉逻辑、智力、甚至比喻……最终将其控制在“简单、具体、准确”的最低保真范围内。按照杨黎的说法，它们都“非常好读”。
事实上，这本《五个红苹果》里的诗歌基本上都非常好读。因为它足够简单，直来直去，诗歌内容与场景选择又都是私人式的日常；它不提供中国诗人一度集体迷失其中的现代性矛盾，也没有种种后现代虚头八脑的花招，当然更不刺激肾上腺素的分泌，需要的只是读者对语言的直觉，对细节的敏感，当然还有放松的姿态与一颗安静的心。总之，在这些诗里没有现实，只有语言，并且可以最大程度的唤醒阅读者对语言的重新发现。所以我们看到，这本由123首诗歌与两篇访谈构成的诗集，最简单的文本表象与最复杂的理论表述握手言欢，它们构成了杨黎的两极，也构成了迄今为止人类诗歌史上最为新鲜而独特的景观。

而“废话”这个传播命题的出现，也的确提高了杨黎的公众曝光率，并且理所当然的引发了来自诗歌界外部与内部对其的双重误读。因为人民需要意义，而诗人们至今仍然梦想着混口饭吃。比如，2006年那场沸沸扬扬的“梨花体”事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众对于诗人的集体调戏；而收录在这本诗集里的那首红极一时的《打人比黄花瘦炮》，据说还曾经被刊登过在某黄色网站上；至于回到诗歌界内部，这本诗集里的另一首长诗《早课》，当年在橡皮网的BBS上以每天一首的形式贴出时，甚至在杨黎自己的小圈子里也引起过争论，因为它实在太“简单”，简单得连作为朋友的读者都不忍心了。
但，杨黎没有机会辩解。他也没有像瑞典的声音艺术家M C Von Hausswolff 那样，在面对“你相信人能和亡灵沟通吗？”的记者提问时回答：“干嘛不信？相信要比不信好玩多了。”

除非暂时让真理一边呆着去。那么，我们就可以再谈谈美学。时代毕竟在进步，进入新世纪后的中国当代诗歌场景，口语已经不再作为选择之一而成为标准，身体性与日常性也不再被贴上先锋的标签而成为常识，至于那些掏心掏肺的排比句，说实话，多土啊。所以，简单可以是对的，简单为什么不可以是好的？比如这本诗集里的那首《玛利亚小姐》：玛利亚小姐你晚上回来吗/如果你不回来/我们就自己睡了/如果你要回来/我们就等你/就是再晚/我们都会等你。我确定杨黎在写出最后两句时的表情，是微笑着的，因为它保证了诗歌文本性的成立，而整首诗的单一向度与复调处理，又将杨黎式的美妙语感发挥得淋漓尽致。
而在诗歌这一专业领域之外，如果不是那么严格的话，关于“废话”的规则与美学，同样正在更大范围内成为先锋文化的方向性共识——说到这个，可能更方便那些怀揣着价值观、耳机里又响着Kraftwerk的新青年们对于杨黎诗歌的进入。比如，纯粹的、无调性的噪音有意义吗？可它如果经过了安排（包括即兴的部分），并且拥有舞台的话，那它就可以作为脱离于传统摇滚乐系统之外的独立门类，在艺术上合法化，并且拥有更为宽广的可能；或者跳舞有意义吗？有，它是身体性的表达，而以单调的、不断重复的4/4拍为特征的地下Techno舞曲又是怎么回事，可以让人连续跳一整夜，不喝啤酒，并且微笑。总而言之，摆脱丰富的语义系统，并且将材料中的元素简单到极致，不仅仅意味着反文化方向上的返朴归真，它还可以带来晕眩的感觉，这就是年轻人喜欢说的high。我们也总算知道了，那些夜店里的DJ，并不总是需要喊“一二三四跟我来”，也可以埋头于笔记本电脑与一堆电线之间，克制，疏离，不动声色。
只不过这一切仍然与杨黎无关——我是说，不仅仅与杨黎的诗歌理论无关。因为到目前为止，他至少还没有红，尽管坊间流传他曾经被留着大胡子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们三次专题讨论，可他至今还没有被邀请去过某某国际诗歌节，或者像老垮掉派金斯伯格那样，在《纽约时报》上发诗，然后轻松拿到500美元稿费……也有人建议过：不如将这本诗集的名字改为《打人比黄花瘦炮》？但被他拒绝了，这是杨黎的固执。但他同时又在诗集的自序里对体制与市场发了牢骚。至于这本诗集的出版，它仍然和2008年的长篇小说《向毛主人比黄花瘦席保证》一样，独立发行与销售，顺便提一下，出版方是“坏蛋”（www.bad-egg.cn），这是几个年轻人捣腾的先锋文学独立出版机构。是坏蛋，而不是混蛋，它和当年的城市之光出版社一样酷。

总之，面对这本名为《五个红苹果》的诗集，是值得为杨黎买单的，因为一百块钱不会要了我们的命。因为至少，对于更年轻的废话写作者，它提供了最优秀的文本与最美妙的语感；对于关注文学史与诗歌八卦的评论家，诗集附录的两篇访谈又可以为杨黎的世界观与诗歌理论提供最明确的线索。而对于普通的诗歌爱好者，对于他们动辄提到的“诗意”，其实也可以从中找到最真实的注解——所谓诗意，不妨就是跟我一样，在阳光美好的下午读到那首《在百盛》，或者在半夜两点刚好翻到《对一辆邮车的回忆》……甚至，就是干净的语言或者干净本身。